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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河南“小小鸟” 在京城的别样人生

发布时间:2012-02-20 23:09:18作者:人大 来源:东方今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魏伟 河南西峡人,中国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创始人,1997年到北京找工作,在经历了各种挫折后,决心在北京搭建一个为打工者服务的平台。1999年,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诞生,截至2012年,已成功帮打工者讨回欠薪1.3亿元。

  德国女总理的座上宾、中国知名NGO组织的“掌门”,在首都北京,河南人魏伟为家乡争足了“面子”。

  住地下室三层,无车、无房、无老婆。出门不舍得“打的”,这是名人魏伟的“里子”。而在“面子”和“里子”的合二为一中,“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有了生动具体的北京版本。

  东方今报特派北京记者 奚春山

  特约通讯员 于宙 杨永/文

  特派北京记者 沈翔/图

  ●打工者成德国总理座上宾

  2月2日6时许,北京,天气清冷。魏伟从租住的一间小地下室走出,去参加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的酒会。

  从租住地到使馆,大约有20公里的距离,没车的魏伟,舍不得“打的”,步行一段后,他上了地铁。这天,是魏伟和默克尔的第二次会面。

  2006年,默克尔首次访问中国,魏伟受邀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与其有过40分钟的会见,向她介绍了“小小鸟”。

  此次默克尔告诉魏伟,酒会前,她与温家宝总理见了面,温总理也很关心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问题。

  默克尔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近不惑的男人,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在北京奋斗了15年,现在仍然无房、无车、无老婆。就在这个元宵节,苦闷之中,魏伟写下了“一个人的月亮”的诗歌,呼唤爱情的早日降临。

  ●12年助讨工钱1.3亿

  不过,自称“超级剩男”的魏伟很乐观。在王府井地下三层8平方米的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是卧室。

  作为“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创始人,租东方广场的地下室办公,是魏伟深思熟虑的选择。他说,北京王府井号称中华第一街,这里交通便利,地铁公交线路四通八达,既便于自己出行,也便于外来务工人员前来拜访。而地下室的租金,比楼上办公室大约便宜10倍。

  在他的记录本上,最多的时候,一天会有200多个热线电话记录,有时,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有让帮着找工作的、讨工钱的、租房的,还有情感倾诉的……

  据统计,“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创立12年半以来,共帮助全国各地40多万名外来务工者讨回工钱1.3亿元。

  ●曾经的“拉风少年”

  魏伟的老家在南阳西峡县,他曾是这座小城里的“拉风少年”。

  那时,他光头、红衣,骑辆红色本田250摩托车,载着一个身穿红风衣的漂亮女孩,在大街上奔驰,在那个小县城里,很是“招摇”和“抢眼”。

  1997年6月,在红衣女孩的鼓励下,魏伟和她一起到北京“打工”。来京后,要强的魏伟和女友定了个浪漫的三年之约,在以后的三年里,分别干自己的事业,三年后还在这个地方见,再谈婚嫁的事。

  但是三年后,在事业上小有名气的魏伟兴冲冲地赶到约定的地方,那里却空无一人,这让他倍感失望。

  ●“改写中国打工历史”

  后来,魏伟在一个公司做文案,继续打工。但命运却因某一天改变。

  这一天,在公交车上,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奚落3名青年农民:“不好好在家种地,出外乱跑什么?”

  老太太的话,让魏伟晚上失眠了,他想,北京市外来人口有300多万,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还要默默承受着误解和冷漠……

  感慨之后,第二天,善于文案策划的他,在报纸上的免费留言栏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有一个关于打工群体的创意,欢迎大家参与分享。

  见报当天,魏伟的传呼机响个不停,许多打工者也仿佛找到了“家”。当时,赵传的歌《我是一只小小鸟》响彻大江南北。一名打工者给这个“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小小鸟”。

  《中华新闻报》记者刘俊华对魏伟的创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你们将改写中国打工历史!”

  策划虽好,实施却难。为了运作此事,魏伟辞去了固定工作。

  ●历经坎坷痴心公益

  为了给打工之家筹款,魏伟脚蹬三轮车从十几公里外的货栈批发香蕉,到市中心繁华的街道上卖,城管一来,他像老鼠见了猫……后来,学炸油饼卖早点,提心吊胆地贩卖盗版光盘,在西单文化广场卖过诗……而这些经济收入,都用在“小小鸟”的筹备上。

  2000年6月10日,在北京公主坟新兴桥,“小小鸟”终于挂牌。当天,有近百位志愿者参加,一支以外来青年为主体的公益志愿者队伍,在京城诞生。

  在来到王府井之前,“小小鸟”共搬了13次家,但“小小鸟”打工热线68515323却一直没变。魏伟说,这是“小小鸟”的生命线,变不得。

  在创办打工者求助热线的几年间,魏伟总在为生活为房租为电话费而愁眉不展,北京市有位姓李的叔叔曾经对他说:“小魏,做这事太难,经济紧张了,你就找李叔。”

  魏伟也不客气,捉襟见肘时,他先后四次登门。最后一次下楼时,他攥着李叔给的500元钱,对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下次再来找李叔,一定是来还钱的!

  魏伟的母亲听说魏伟在北京生活拮据,托魏伟的同学从河南乡下捎来她亲手制作的一纸箱干面条。后来父亲患脑血栓要做手术,魏伟却没有回家的路费。

  为了使“小小鸟”得以生存延续,魏伟筹钱时,还“骗”过自己的亲人。“骗”老家的妈妈,也“骗”过自己的大哥。

  “小小鸟”的维权流程,一般是在接待务工者的来电、来访后,先电话调解,必要时,工作人员会和志愿律师直接到现场,要是涉及人数多,款项大,还会与媒体记者一起出面。魏伟说,若不能解决,他们会指导求助者向劳动部门投诉,或委托律师提起诉讼。

  截至目前,已有500多位律师在“小小鸟”登记,给打工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原北京市长给力“小小鸟”

  2004年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小小鸟”和北京市东华门司法所合作,成立了“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标志着民办的“小小鸟”有了行政资源的支持。

  事实上,“北京市东华门司法所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身份给“小小鸟”维权以很大的便利。

  魏伟说,之前,“名不正言不顺”,常常感到底气不足,效果也有限。如今维权,震慑力大大增加。

  魏伟说,在维权之路遭遇极大困难时,他给原北京市长王岐山写了封求助信,过了一个月,就有了合法的身份。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黎建飞博士表示,研究表明,政府为农民工讨薪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行政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小小鸟”这种通过非讼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它对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及促使社会和谐能够发挥出一定的作用。

  黎建飞认为,政府部门应将一些职能延伸出来,赋予民间社团组织,并鼓励其承接由政府职能中转移出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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