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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残疾人教育条例》的修订

发布时间:2011-10-09 11:27:04作者:黎建飞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一、关于《条例》的名称
  现行《条例》使用的称谓是“残疾人”,可否考虑将其改名为《特殊教育条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认同了“人人都是残疾人”的概念。因为人人都会老,而老年人都是不同程度的残疾人。因此,如果按照这样的概念来认识,老年人也是残疾人,也是这个《条例》所要教育的对象。
  在概念具体范畴中,“残疾人”是相对于“健全人”而言的,在教育上这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特殊”与“普通”相对,在教育上既表明它与普通教育体系的区别,也可以突出地表明残疾人教育在教育对象、教育理论、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体制等方面的特殊性。
  同时,使用“特殊教育”的概念也有对残疾人尊重的考虑。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特殊教育”的称谓也有利于统一认识,比如,我们今天来的北京市两个城区的学校名称就不一样,一个叫“培智学校”,一个叫“特殊教育学校”,增加了人们在理解上的困难。
  在国外的立法中,也多以特殊教育来表述。

二、关于《条例》的对象
  无论是用《残疾人教育条例》,还是用《特殊教育条例》,首先要解决或者说确定的是条例所指的特定对象,即受教育的对象一定是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特殊的需求。那么,这个对象是什么?刚才唐主任已经介绍了关于残疾的若干分类,这么多种类别,除了可以分为智残和肢残外,还可以进行诸多分类。从法律上讲,我们要确定的是《条例》的特定调整对象。它的调整对象究竟是针对谁的?在全部的残疾人,还是特定的残疾人?在残疾的类别或者程度上、年龄上有没有区分?在立法上,我们的调整对象一定要具体、要明确。现行的这个《条例》是十六年前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倡导性的,它用一种号召式的语言,引导国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那么,我们今天就需要非常具体的,在调整对象上一定要明确它所针对的具体对象是什么。

三、关于教育的类别
  在残疾人教育中,我们怎么样分门别类地开展教育,怎样有类别对他们进行教育?现行《条例》第17条也写有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可以根据条件,通过下列形式接受义务教育,第一是普通随班、第二是特殊教育班、第三是其他教育方式。这一个条文非常空泛,缺少操作性,但它也实际表明了这个法律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针对不同的残疾人、残疾儿童,或者所有的残疾人、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是要给予不同的教育的。就像我们在对健全人的普通教育中,有学龄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还有在职培训,在岗教育等等。同样,残疾人教育也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条例》是“教育”条例,这个教育是否包括所有教育的教育内容、要做到哪一个阶段?所以,《条例》中教育的类别要明确地界定在某一个层面和一个阶段上。

四、关于教育的目的
  对于特殊教育,或者说残疾人教育,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非常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培智学校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发现,人们在智障儿童小的时候很同情他,很关爱他,关键是他们长大后,学业完成后怎么从学校“出去”?这就涉及到残疾人教育的目的。

  健全人的教育是让他走向社会。我经常讲的,教师的职责就在于将一个孩子从家庭引导到社会,所以教师的职责是重大的,你给学生什么印象,他今后就会怎样走向社会、认识社会,甚至会影响到他在社会上去怎样做人。家长把孩子交给了教师,教师完成的就是将一个孩子从家庭中引入社会,这就是教师的职责。
  在残疾人教育上我们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每个残疾人都能走向社会,都能去就业。前面专家的发言已经表明有的会就业,有的就不了业。我们也在调研中了解到残疾人学校很多学生毕不了业,学完后“出不去”。残疾孩子们“进不来、出不去”,这是个非常大的麻烦,这就涉及到我们特殊教育目的是什么?我们是用教育陪伴着他成长吗?尤其对于智障孩子而言,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它跟健全人受教育不一样,健全人随着教育的增长,他的劳动技能就会增长。从劳动法角度讲,劳动技能的增长,收入就增长,社会层次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高。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在于你得到了知识,改变了你的命运。没有知识你就改变不了命运,命运就可能改变你的知识。
  所以,在特殊教育中,立法中要进行分类,要针对不同的对象达成不同的目标。有了不同的目的,我们的立法,我们的法律条文就会清楚明淅。

五、关于教育条件
  教育条件首先是直接条件,也就是师资和学校,或者说是学校的硬件和软件。特殊教育的师资问题专家们谈了很多,我觉得有些规定近似于搞笑。比如,一个耳聋的人要去考普通话。还有更搞笑的,我们去按摩医院调研,按摩师都是盲人,其中一个按摩师,高考时把眼睛熬坏了,考上大学后第一年就双目失明,但是他非常优秀,继续读完了大学。毕业后从事按摩工作,但是要取得按摩师的资格,必须考外语。让一个盲人中医按摩师去考外语,这就近似于恶搞了。让耳聋的人去考普通话,让盲人中医师去考外语,这都属于相声中才会出现的段子,但这就是我们的现状。要改变这种现状,在教育立法中我们要做什么?
  教育的条件其次是教育的参与者。教育的参与者首先是教育的主管部门和教育的相关部门,比如说财政之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就是刚才大家已经谈到的残疾孩子的家长。家长问题我们感触比较深,尤其是我们去特教学校提供服务时,我们的书记当时说了一句话:看到这些家长,才知道我们怎么给孩子做都不够,因为这些家长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在做事,这些孩子可能永远没有希望,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孩子成功的一天。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对家长在这个阶段教育上面的要求是什么?对他们的支持是又什么?
  在健全人的义务阶段,我们可以直接对家长提出要求,如果你不把孩子送到学校,我就惩罚你。但对于残疾孩子们的这些家长,他们面临的是孩子在学龄阶段“进不来、出不去”的问题。残疾孩子们“进不来”的状况比健全人的“择校难”更为严重。在这方面还没有“电脑派位”,“就近入学”这类的硬性要求。因此,残疾人教育中的入校难,他们面临的“进也难、出也难”在立法中要给予考虑。

六、关于法律责任
  现行《条例》中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律责任的虚幻和空泛,就是法律责任没有落到实处。法律责任是全部立法的收官之作。一部立法的重心就在于它设定的法律责任。从系统理论角度来讲,没有法律责任的立法,就如同没有回路的电路一样,它就不会产生功率的。电路一定要形成回路,系统必须要形成封闭,系统才能发挥它的效用。
  立法也是这样的,关键就在法律责任。对于法律责任,如果我们前面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好了,从教育的对象到类别,到目的,到条件,到参与者,到保障者都具体明确了,那么我们的责任要完全针对前面事项一一落实。违反怎么办?保障体系怎么完善?这里特别需要具体化。
  因此,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一定要在法律责任上下大力气,要它具体化,明确他和可操作化。法律规范的最后功能就在于达到交通信号灯那种“红灯停,绿灯行”的语境,人们一看就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就是法律规范的要求,也是它的最低要求,是它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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