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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残障生存与个体精神旅程的哲理叙述

发布时间:2018-04-08 09:05:49作者:梁鸿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个案。作者在20岁那年身体突然致残,从一个活蹦乱跳、期待爱情生活来临的健康青年变成坐轮椅的残废人,在经历了极度的病痛折磨之后,他选择了写作。自1978年开始创作以来,新时期文学的每一阶段都有史铁生的鲜明足迹。1980年发表的《午餐半小时》引起当时评论界极大的争论。它以工厂里面几个底层工人在午餐时间里的谈话为场景,揭示出他们卑微、贫穷的生活和他们的不公平待遇和社会对他们的忽略。无论是作者的写作方式还是所传达的内容在富于启蒙色彩的80年代文学思潮中都是极为另类的。同样是“伤痕文学”,但是,史铁生没有用当时流行的“揭露、控诉”的方式来写,而是选择了一个很小的时代侧面,用一种“零度情感”的叙述方式,风格独特,给人以很大的冲击力。同样题材的小说还有《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没有太阳的角落》、《白色的纸帆》等等,在当时都颇有影响。如《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写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正直、善良的解教授和夫人陈谜在文革期间小心翼翼,人格、人性被极端扭曲,种种行为让人可怜、可笑、可气,颇有荒诞和黑色幽默的意味。

        1983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年1期)是对当时文坛“知青寻根”思潮的一个回应,作者用极其优美、淡远的笔调回忆自己在插队时生活过的清平湾。那里贫穷,常年吃不到一块肉,但是,却产生出粗犷、豪放的陕北民歌,充满着最朴素的爱情、温情和最坚韧的生存意志,在那里,作者对生活、生命有了新一层的理解,正如作者在创作谈里所言,“刚去插队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接受什么再教育,离开那儿的时候我明白了,乡亲们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语言、劳动、身世。教会了我如何跟命运抗争。现在,一提起中国二字(或祖国二字),我绝想不起北京饭店,而是马上想起黄土高原。这土地上有一支人群:老汉、婆姨、后生、女子,拉着手,走,犁尖就像唱针在高原上滑动,响着质朴真情的歌。”(史铁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代后记》,《史铁生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985年,作者重返陕北插队的地方,回来后写了《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1期),可看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续篇或姊妹篇。《插队的故事》以明娃一家的命运、瞎老汉和随随的命运、知青的命运为线索,给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70年代中国的乡村生活场景和青年的命运,作者字里行间透露着对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中国农民的敬仰和亲情。这里有浪漫、自由奔放的爱情,如随随和英娥的恋爱,他们用滚烫、赤裸的民歌表达自己的感情,最后,却也不得不遵循严酷的生存法则,以分手而告终。在小说中,处处都有朴素得让人掉泪的故事,瞎老汉收养苦命的孤儿随随,却高兴地认为是上天给他送来的儿子,为了不拖累长大了的随随,好让随随早日娶上媳妇,瞎老汉不惜制造“失足掉崖”事件;明娃得了绝症,明娃妈还是让他娶了媳妇好做一回完整的人;而当碧莲改嫁给随随时,明娃妈向随随家要了钱,这些事情也许不符合文明社会的道德判断,但是,它们却符合乡村生存的法则,你绝不能随便用“愚昧”、“野蛮”等词去做判断,在这贫瘠的高原上,正是这些朴素的感情支撑着他们度过艰难的岁月。在这些文章里,作者已经展现出他对人的存在命运的独特思考,尤其是,他这种宽容、平和、亲切的对待农村生活的态度使他不同于新时期“寻根文学”的那种严肃、深沉和对中国乡村的一种先验的道德判断,他的知青小说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纯粹的“精神寻根”。就此而言,史铁生应该说是新时期文学最具“平民意识”的作家。

        构成史铁生小说最重要一部分的是他对残疾人命运的关注以及由此所衍生的人的残废主题、命运主题和爱情主题。这是史铁生在静思和病痛折磨之中思考生命、思考人的存在的主要角度。其中,有生来就是残废却已经感受到了社会有色眼光的小姑娘(《来到人间》);有为了弹断一千根弦而在茫茫无涯的山间奔走的瞎眼说书人(《命若琴弦》,《现代人》,1985年2期);有在山顶上寻找鸽群、寻找爱情的残废男青年(《山顶上的传说》);有在地坛里年复一年不断思考着“活着,还是死去”的残疾青年(《我与地坛》,《上海文学》,1991年期)等等。在这些残废主题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死亡意识和宿命感,但却从另一层面上显示出作者对残酷命运的抗争和逐渐产生的坚韧的生存意志。残废不期而至,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就这样落到你的而不是别人的身上,为什么?上帝究竟是在怎样安排生命?一切都是偶然,但是却在偶然中造就了“你只是你”的一生,“残疾作为疾病主题的一种,它在史铁生的小说中也鲜明地表现为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是精神的和道德的,它直接渗入了残疾者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的紧张感、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而这又使他更加觉得生活中确实危机重重。” (吴俊:《当代西福绪斯神话――史铁生小说心理透视》,《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因此,在《山顶上的传说》中,瘸腿的小伙子在失去了爱情之后,对老人说,“有时候,你恨不得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也是个残废。”这是残疾人在备受歧视后的一种无奈的愤怒和倾诉方式,但是,最后,他意识到,“反抗歧视和偏见的办法,没别的,保持你人的尊严。”因此,与其说瘸腿小伙子日复一日地在山顶寻找鸽群,寻找爱情,勿宁说他在寻找生存的信心和意志。“马车从天上掉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这是瘸腿小伙子在备受爱情创痛、社会歧视之后,在病痛折磨中的唯一祈求,他渴望有一片纯净、温暖、自由的土地,那是“我的家乡”,是残废人在备受凌辱的世间漂泊之后唯一的归宿。但是,那毕竟是虚无的,是无奈的精神逃避。史铁生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答案。支撑这一特殊群体活下去的究竟是什么呢?《命若琴弦》中,瞎子琴师在弹断一千根弦之后,却发现药方只是一张白纸,他一下子失去了生命支柱,然而,他终于明白,如果没有这一目的,他将无法度过哪怕一天,因此,他仍然找到小琴师,重复了当年他的师傅给他说过的话,告诉他弹断一千根琴弦就可能重见光明了,这是虚假的,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个活下去的信念,理由,有了这一信念,无论是什么人,都能充满希望地走在苍茫的山间。

        写作《我与地坛》时的史铁生已经超越了前期残废主题小说对个人命运的探讨,而上升到对人“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上。在“我与地坛”的日日相对中,“坐在轮椅上的我”看到了春夏秋冬和各种人生,废园里有终日散步的老年夫妇,有相互关心慢慢长大的兄妹,有不断长跑却错过人生许多机会的朋友,有悄悄伫立观望儿子的憔悴的母亲,人类命运的奥秘在这各异的人生被揭示出来,“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残废、苦难不再仅仅是上帝对你的不公,而是完成你自我生命的条件和方式。对“我”来说,写作也不再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而是一种寻找生命意义的方法和途径。在苦苦的思索中,史铁生寻找着生存的理由,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差别”,人类正是在“差别”中显示自己的独特存在,同时也组成每个人不可逆转的命运,史铁生在病痛中挣扎,但却没有囿于自伤身世、自我怜伤,而以自己的病痛体验作为拷问自我与人类灵魂的契机,对人类的精神现象作自己独特的洞察。尽管他的语言和故事常常充满着令人心碎的情感,然而,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生命本身的韧性和作者对人类生存本质的穿透力。应该说史铁生是中国最具宗教气质的作家,他作品中呈现出对苦难命运的忍受和思索以及由此而触及到的人类命运问题都有明显的宗教意味,但是,对于史铁生来说,这不是他信仰方式的选择,而来自于他自身生命体验的感悟,每一问题的通透和澄明状态都融有他所有的痛苦经验和日复一日的冥思。

        1985年发表的《命若琴弦》是史铁生小说的一个转折点。作者从关注残废对个体生命的打击开始拓展到对人类整体存在命运的思索中,史铁生小说的哲理探讨意味和小说文体意识日趋浓厚,《命若琴弦》、《一个谜语的几种猜法》(《收获》,1988年6期)、《原罪》(《钟山》,1988年1期)、《我与地坛》、《随笔十三》(《收获》,1992年6期)等等,以一种充满灵性与诗性的语言传达人物被置于生存困境的悖论境地之后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与领悟,这几乎成了史铁生小说贯穿始终的精神倾向。

        从21岁身处人生困境开始,在一天天难以为常人想象的病痛折磨和社会对其的歧视中,史铁生意识到,在失落了健康的身体之后,残疾人也失去了正常人有爱情的机会、生存的机会,甚至连爱欲本身也变成可怀疑的了,在几千个摇着轮椅通往地坛的日子里,史铁生不断追问“生命、活着、死亡”等等命题的意义。他的许多小说充满着哲学意味和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探讨,但它们既不是来自于文学史的召唤,也不是来自于哲学史的召唤,而是从作者苦难的命运体验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是他的苦难命运成就于他的一种冥思生命的角度和方式。也正是这种具有本质意义的思考方式构成了他写作的发源和方向,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具有哲学气质的小说家。从他较早的小说《命若琴弦》、《宿命》开始,到他那部集中地表达了他多年来对于生命存在之意义的追问与思考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务虚笔记》,《收获》,1996年1期),都是他对人的基本命运问题的思索。这使他在化解现实苦难、超越残疾局限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着顽强地思索着自己的命运,思索着人的存在的强大灵魂。

        那么,命运是怎样决定一个人的存在的呢?那些看似不过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却常常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造就了人不同的人间角色。比如C的残疾,它先于爱情而来,决定了他此后的生存方式和爱情方式;而画家Z的人生之路, 就是被他童年的那个下午偶然听到的那几句话所决定的,他的一切画在背后都蕴含着两个冰冷而燃烧着的字:复仇。史铁生将这偶然而又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刻命名为人的“生日”。并为作品中的人物查找出他们的“生日”,不同的“生日”,意味着每个主人公将成为具有独特命运的人,这一“独特”里面蕴含着人类对某一方面的残缺。由此,小说将有形的残疾泛化为无形的残疾,将它提升到存在的界面:每个人都是在一种残缺中生活。“残缺”给人可能的存在境况提供了前提。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在《务虚笔记》中,作者认为,“残缺”其实蕴含着沉重的时代记忆,它常常由各种社会规范所强制、强化,由此,变成人物命运的悲剧。《务虚笔记》的写作基本背景是战争时期和文革时期,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人类在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各种阻碍个人生活历程的事件,只要“差别”永恒存在,“残缺”就是一种必然。重要的是它构成人物命运的必然因素和前提,由此,史铁生才思索爱情、人性,考察我们熟悉了的时代名词对人性的影响和主人公命运轨迹的约束,如“叛徒”。爱情和叛徒是两个不相容合的词语,然而,它们却存在于一个人的命运中,因为爱情,她作了叛徒,因为是叛徒,她失去了爱情,对于别人来说,“叛徒”是一个空洞而具体的固定判断,而对于葵林中的女人来说,那是她的爱情和命运。F医生在和N分手时,N说,“你的骨头没有一个点儿男人”,这句咒语成了F医生的命运,从此以后,他白天是做着梦的晚上,而晚上,则成了清醒的白天。人在各自的命运中形成自己的世界和完整的宇宙,它使“你只是你”,它使你和别人成为一种“差别”存在,显示出个人的存在方式,这就是命运的意义。

        在《务虚笔记》里,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差别”的存在和命运的偶然性。史铁生认为,差异和平等是人类存在的必然。这是上帝对人类秩序的安排,是“你只是你”的条件。没有差异的世界是一潭死水,没有恶劣和卑下,善良和高尚就不成为美德。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失去追寻平等的理想,倘若平等的理想消失,就如同一种没有方向的游戏,生命也将失去动力,“在现实的舞台上不能消灭角色的差别,但在理想的神坛上必须树立起人的平等”。但是,史铁生也看到了“差别”的存在对于人类的残酷,L的恋人一再追问“我是不是唯一的”,O的自杀正是因为她看到了自己在“差别”中选择了Z而离开了丈夫的残酷,等等。人类在“差别”中成全了自已伤害了别人,或相反。这是一种必然的残酷。《务虚笔记》的结构方式和小说主题互为文本,使其本身成为作者对人类命运的一种阐释。它包含着几个相对独立又相互生成的故事,人物没有具体的名字,而是用抽象的字母来代替,他们常常相互混淆,一些细节和情景在不同故事中交错出现,形成一种回旋不止、多声部的复调结构。每一人物既是抽象的人类命运的象征,同时又是个体命运的发展,这使小说具有一种宽广、普遍的意义。

        史铁生本人的精神历程和他在创作中所进行的有关人的命运的思考和探索在充满信仰危机的90年代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80年代末,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和政治制度的转型,中国文化面临着全面世俗化和深刻的精神危机。王朔的“痞子文学”和一度非常流行的“新写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从文学层面反映了这一文化特征,它们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关注生活中的油盐酱醋和边缘人、下层人的酸甜苦辣,这对于一个“集体主义”深入骨髓的民族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解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有把世俗生活本质化、哲学化的倾向,消解理想、消解崇高,也顺便消解掉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那种向上的渴望和追求生命尊严的渴望。因此,如何坚守、怎样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如何重建人文关怀成为文化界和文学界一直争论的话题。作为一个在青春时期突然致残的作家,史铁生在其作品常常进行人类悲观命题的思索,但是,我们却总是能从虚无、绝望的描述中感受到作者内在的激情,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渴望和一种坚韧的存在力量。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的是,作者思考的不是一个大同世界的到来,不以“群体、民族”为本位,而是从个人的境遇的出发,生命的意义不再与历史的或形而上的终极目标发生关联,而是对虚无困境的战胜和超越。

        阅读史铁生,常常会使我们想到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加缪认为西西弗每天在重复着推动不断滚下去的巨石,这种惩罚行为本身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但是,“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加缪(法国):《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荒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带着裂痕生活。但是人必须超越荒谬,在荒谬的生活中获得意义。史铁生也是这样。他意识到人生的困境和残缺,却将它们看作获得生命意义的过程和条件。读史铁生的小说,我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巨大的虚无感、绝望感和残缺感。残缺和苦难,就象人的出生一样,都是偶然的,无法自我把握的。人的命运被偶然之网所笼罩,充满了荒诞和虚无。它们并不只是史铁生作为一个残废人的感受,而是他对人类普遍状态的认识和意识,《务虚笔记》中诗人L和恋人之间的对话最能体现史铁生对命运的偶然性和虚无性的看法,“要是我们没有那个偶然的机会相遇,你的情欲怎么办呢?是不是总归得有一个实现情欲的机会呢?…那时,你会不会对另一个女人也说‘这是爱情’,说这是唯一的,说‘我只爱你一个’呢?”但是,体验到生命的虚无、绝望和残缺,并不意味着毫无意义,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自己的生命,在战胜病痛、孤独和生命的虚无感的过程中,史铁生逐渐明白,生命的残缺,人生的虚无状态,反而为人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空间。“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康复文本断想》﹚而写作其实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体现了你在活着。因此,在史铁生那里,过程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目的,或者说,目的总是显而易见的,它是虚无、毫无意义的,但是在生命的过程中,却蕴含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旦把人的生命意义转向对“过程”的寻找,即使“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的悲壮。……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好运设计》﹚当意义的呈现从终极目的转向实践过程的时候,当目的被消解而过程被空前地凸出的时候,个人生命的历程就显得异常重要起来。这是不能被颠覆,被异化的精神乌托邦,它经受了虚无和荒诞的洗礼,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功利理想主义思想。理想主义不再是实在的、功利的,而是存在于在最具审美价值和非功利的实践之中。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想起了他笔下的那个永恒的“过客”,他“永远在途中”,寻找,再寻找,这就是他存在的意义。史铁生在理想的废墟上重建了理想的大厦,在虚无、绝望的命运中超越了宿命和绝望,他成了反抗虚无的文化英雄。

        在绝望和虚无中寻找活下去的信念,在荒谬的感觉中获得一种生存的激情和信念,史铁生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文学精神给我们展示了他的理想主义和对生命的乐观认识,这对我们正处在信仰危机、虚无主义蔓延的时代精神来说,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文章来源:梁鸿,《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13-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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