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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建飞|《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原理、材料与案例》再版前言

发布时间:2019-04-16 21:47:05作者:黎建飞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法制日报“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40位人物访谈”刚刚访谈了我,题目是“为劳动者权益保护事业而奋斗”,内容是我与劳动法的前缘后因。其中,起草《劳动法》的一些回忆引发反响。

索性,再回忆多一些。

一、“风险抵押”。中国民航的一位处长来到劳动部,坐在我办公桌前,述说他们必须收取劳动者风险抵押金的理由,说服劳动部在他们要收取风险抵押金的报告上给一个肯定的“批复”或者“回复”,并且希望《劳动法》能够体现出他们的呼声:“我们培训完‘空姐’后有人不辞而别,带走一套制服就值三四千!”(当时中央机关处长的月薪三百多。)我告诉他:1、不得在招工录用中收取劳动者的风险抵押金或者扣押其身份证等物件是劳动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以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的权利不受损害。2、劳动部牵头公安部和全国总工会已经连续两次发文,禁止收取劳动者的抵押金和扣押抵押物。3、参加培训的“空姐”绝大多数都是要留下来工作的,不辞而别者仅为个例。法律是调整多数人行为的,少数人的行为既不能改变法律原则,也不宜作为立法时的参照对象。4、空姐的制服虽然值钱,但前来应聘的劳动者都是为了得到工作,而不是为了得到这套制服。欣慰地是,劳动法一直坚持了这项原则,而且《劳动合同法》更加明确:第九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二、“赔偿充公”。还是中国民航,但来人是另一位处长。中国民航购买了美国的波音客机。按照双方约定,客机的空姐由波音公司负责在美国培训。在培训跳滑梯时,一位准空姐从滑梯上摔了下来,腿折了。波音公司在治疗后赔偿了这位空姐约10万美元。处长来部里的目的是请劳动部发一个文,让空姐把这笔钱交给国家。这在当时是具有一些理由的,其一是波音公司之所以既治疗又赔偿,是因为他们与中国民航的中有约定:波音公司在培训期间为中国员工支付的全部费用都得由中国民航再支付给波音公司。其二是当时的空姐同中国的其他工人一样都是“固定工”,也叫“国家职工”,她们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国家全部负责的。也就是说,空姐回到国内后,发生后续治疗等费用都是由公费医疗负担的。即便如此,我也只能专业地告诉这位处长:1、在事实上,这笔钱是空姐受伤所得,与中国民航无关。(用当时劳动部长的话说:“工伤是劳动者断手断脚的钱”)2、从法律上,在这笔钱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中国民航既非当事人也非相对人。3、劳动部没有发文收回这笔钱的法律或者政策依据。4、中国民航也没有收回这笔钱的法律途径。回头来看,这类情形在当时屡有发生,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偶有冲突所致。今天,这些问题早已经不是问题了。

三、“工资绝密”。某地一外贸单位为国外的远洋货轮招聘了一批船员,这批船员上船出海后的工资由国内的外贸公司支付。船员们的工资远高于国内的工资,所以上船工作后均相安无事。但是,在海上时间长了,与其他外国船员也熟悉了,交谈后才知道自己的工资远低于他们。于是,在某主港停泊期间,中国船员上岸找到相关国际海运机构投诉,该机构通知船东后,船东立即按照外国船员的工资全部补发给了他们。这些船员中的一部分人拿到这一大笔钱后就不想干了,直接从该主港所在地乘坐飞机回到了某地。刚出飞机舱门,等着他们的是当地检察官,直接把他们关押了。原来船东一直是按照与外国船员同样的工资支付给国内这家外贸公司的,而且双方约定:如果中国船员就他们的实际工资与船东理论,船东补齐全部工资后,由外贸公司赔偿船东。当外贸公司知道他们在国外主张此项权利并且拿到了补发工资后,就以船员“泄露国家机密”向当地检察机关报案,检察机关随后批捕了这批先行回国的船员。

此前,为了起草《劳动法》中关于“工资”的内容,我到劳动部图书室查询相关资料时,看到历年国家调整工人工资的文件确实都是“机密”甚至“绝密”级的。但是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船员为了主张权利把自己的工资告诉外国船东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更不是同一性质的。并且,工人的工资有必要成为“国家机密”呢?于是,我们联合劳动部办公厅以“批复”的形式发文,明确劳动者的工资不应当是“国家机密”,使这些身陷囫囵的船员带着自己的劳动报酬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随后,《劳动法》关于“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的规定,不仅改革了国家管控工人工资的计划模式,而且从根本上免除了船员们的后顾之忧。

四、“失业炒更”。“炒更”源于粤语,意指拥有正职之外第二职业,即利用晚上时间或其他业余时间除本职工作外再兼一份职。1991年5月,在《劳动法》起草过程中,随中国劳动立法代表团访问德国,在纽伦堡社会法院旁听了一个案件的审理。案件的起因是一位失业者被劳动局停发了失业保险金,原告把劳动局告上了法院,要求补发。劳动局的出庭人在法庭上的答辩是:该人在失业期间再干另外一份工作。根据代表团长的行程,我们不可能听到案件的审理结果。于是,在休庭时,我就问这位劳动局的出庭人:“如果法庭认定原告在失业期间另有工作会是怎样的结果?”他的回答是“构成欺诈。”如果这样,原告面临的将不是拿不拿得到失业保险金的问题,而是可能承担其他法律责任的问题。

在我国,类似的“炒更”似乎不是问题,问题是一边领取社会保险金,一边从事着劳动的问题。在劳动法层面上,这是一个一直解决不了或者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以退休返聘为例,双方当事人出现的各种争议应当按照什么方式处理?他们的工资拖欠是劳动争议吗?或者更直接点说他们之间的这项争议是“工资争议”吗?在返聘工作中受到了伤害,比如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比如患病后的病假及其治疗等,能够按照劳动关系,依据劳动法来处理吗?

在互联网时代,网上兼职摄影、设计、开店、制图,下班兼职开车、顺路带客等等,都给本就在“炒更”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劳动法添乱。应当如何应对?期待早有良方。

黎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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